程芝桂

中国人民银行核算工厂革委会主任（1970年3月-1978年11月）

1970年在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指引下，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领导决定把人民银行核算工厂，从首都北京迁到大三线四川省绵阳地区的旺苍县——东河印制公司所在地，成为东河印制公司下属的一个厂，厂名改称东河印制公司547厂。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全国联行核算任务不断增加的新情况，总行报经国务院批准，于1975年9月，核算工厂又从四川省旺苍县迁回北京，往返历时五年。为了总结核算工厂发展的历史，现将当时迁川后的一些主要情景和发展变化情况，综合回忆如下：

核算工厂由北京迁川后，当时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因此，工厂迁川后，是按解放军班、排、连的形式建制的。核算工厂是百人左右的一个小厂，工厂的党支部和革委会，即相当于解放军的一个连部，下设四个排，各排再按人数多少分设若干个班。当时就是按这种形式组织全厂职工完成全国联行核算的任务。这四个排的任务大体是：一排负责综合全厂联行账务往来的核算工作；二排负责各联行送来的报单凭证卡片的穿孔工作；三排负责将穿孔好的卡片，分类、计算、打印制表后，再交回一排分发到全国各联行；四排负责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

工厂的党支部，由五名委员组成。程芝桂任支部书记，房重千任副书记兼组委，赵志学（军代）任治保，兼管民兵，杨子亮任青工兼青年团支部书记，张汝瑾负责妇、幼卫生保健。革命委员会由七人组成。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强调党、政、军、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都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所以，党支部书记程芝桂同志任革委会主任，副书记房重千同志为副主任。

回忆当时这五名党支委成员，在七十年代初，还比较年轻，正处在不惑和知天命之年。可称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朝气，有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是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

核算工厂迁川后，虽是百人小厂，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生产、生活样样都要管。工厂从北京抵达旺苍后，除有几间厂房外，其他可说一无所有。所以，当时从北京带家属一起到旺苍的同志，只能分散住在县城人民银行旺苍支行腾出的几处宿舍和距厂房三四十里以外名叫黄洋的一个小村庄暂时居住。在这里居住的同志们，每天早上由工厂的一部大卡车接到工厂上班，下午下班后用卡车再把这些同志送回去，每天如此。直到工厂宿舍建成，同志们乔迁新居后，才停止了这种早出晚归的生活。单身职工和新招进厂的青年同志们，就在工厂周围盖的一些临时简易席棚暂时居住，条件极其简陋。正式职工宿舍则刚开始兴建。

在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遇到的各种困难和许多实际问题是可想而知的。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和实际问题呢？厂党支部一班人，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就是狠抓全厂职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通过学习提高全厂职工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树立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这就要求全厂职工发扬毛主席说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哪些精神呢？就是，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

在总行和东河印制公司党委领导下，党支部率领全体党员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领导全厂职工，发扬以上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经过五年的艰苦奋战，使全厂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联行核算任务，每年都能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受到总行领导和东河印制公司党委的表扬。

当时的核算任务是很大的，历年任务量大体是：

1971年完成量1500万笔；

1972年完成量1700万笔；

1973年完成量1762万笔；

1974年完成量1800万笔；

1975年完成量2000万笔。

面对这样大的任务量，我们是如何组织全厂职工完成的呢？

1971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的第一年。这一年至关重要。俗话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指引下，从工厂的实际情况出发，每年都制定年度、季度、月度核算任务计划，组织职工努力完成。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东河印制公司党委统一部署下，我厂也开展了创四好、争五好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提出大干、快上、苦干加巧干的要求，以及月度、季度、年终评比条件和奖励办法。不断总结交流推广好的经验和好的典型先进事迹，鼓励全厂职工工作和生产的积极性，以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我们重视和注意了全厂职工的劳逸结合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每次动员大家开夜车加班加点时，我们四排炊事班的刘振忠、包春晓、陈景跃等几位师傅，都是尽心尽力，千方百计，精心制作，总是把夜餐做得美味可口，受到职工的好评，从而鼓舞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全厂核算任务的完成。

为了保证各个时期的核算任务的完成，全厂职工的精神生活也是非常重要和不可忽视的。我们从实际出发，根据旺苍县这个山区的特点，工厂迁川后的厂址和东河印制公司的仓库在一起，地处山沟，很偏僻，附近只有几户居民，有一部分驻军保卫仓库，日常生活极其单调。职工宿舍建成，乔迁新居后，职工每天都是从宿舍到厂房上班，下班后又从厂房回到宿舍，别无可去之处。晚饭后精力充沛者，可散步到沟外，走到大桥上往下面看看东河流水。每逢县城赶集（距厂房五六里远）同志们可以去玩玩，顺便带点零星土特产品。其他娱乐活动有：每两星期可到东河印制公司所在地（距离约五里多）看看电影，那时也没有电视看。精神生活就如此简单。

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和青年同志多的特点，在党支部领导下，由团支部发动青年开展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工间操要求每天上下午必须坚持。特别对二排穿孔车间的青年同志要求必须参加。因为他们一上班工作起来，大脑、两只眼睛和两支手都必须一起动作，精神必须高度集中，才能避免差错。所以对这个部分同志要求工间操必须参加。以保他们的身心健康。对其他同志和一些年龄大一点的同志，也要求参加。但没有对青年同志那样严。这是一项大的群体活动。开展了乒乓球运动。我们花了一些经费，购置了两个球台、球拍和球，提倡同志们工余、饭后自由参加活动。有时公司党委组织所属各厂职工比赛时，我厂的乒乓球爱好者也报名踊跃参加。我们购置了羽毛球球拍和球，按各排人数分发下去，由各排自己组织活动。为使我厂男、女青年，经过体育锻炼茁壮成长，在党支部领导下，由团支部发动青年，组建了正式的男、女篮球队。在组建过程中，团支部正、副书记杨子亮、张金举二同志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了不断提高球艺，唐樊恕、朱寅武、杨学义三位同志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既是义务教练，也是比赛时的裁判。球队组建后，在团支部、教练和球员的共同努力下，球艺水平，不断提高。核算工厂，仅有百人，但球队与东河公司几个大厂相比，也是比较好的。因此，经常外出和各厂进行友谊比赛。

在文艺活动方面，核算工厂虽小，也不甘落后。每逢大的节日，公司党委、团委、工会统一布置，组织一些文艺演出活动。我厂也要排练一些短小精干的节目积极参加演出，受到各厂职工的好评。

在民兵工作方面，在军代表率领下，把民兵这支队伍也组建起来了。并分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经常开展训练活动。此外，在军代表的率领下，经常和驻军一起开展野营训练和外出打靶活动。这对青年也是一种备战教育。每个民兵都乐于参加这些有益的活动。

总之，按核算工厂回京人数算，其中党员21人，团员39人，合计60人。占全厂职工总人数近60％。加上其他青年同志比重就更大了。

为保证青年同志健康成长，除加强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学习，提高全厂职工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外，其他方面的锻炼也是不可缺少的。通过以上所说开展的各项文体活动，既保证了全厂职工政治上健康成长，又促进了联行核算任务的顺利完成。当时我们把全厂职工称之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既打不垮，也拖不散”的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

回忆过去，看看现在，从1975年9月工厂迁回北京以后，至今已23个年头了。原在旺苍县工作过的同志，除离、退休的同志外，现在在职的同志，不论在厂的，还是调出的，大多数同志都成长为中坚骨干力量了。看到这一现状，我个人对大家在政治上的成长，工作上的进步，深表祝贺！

关于设备更新问题。随着国民经济日益发展，联行核算任务量也在不断地增长，因此更新设备也就是一个大问题，必须设法解决。核算工厂迁川后，使用的机器是50年代从苏联进口的。这些机器经几十年运行，已经陈旧，有时计数不准，影响全国四千多个联行的账务清算。所以从工厂内的同志到总行领导，都认为必须尽快地更新现有的这套旧设备。

当时总行领导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不论从国内购置，还是从国外进口新机器，都要求必须是当代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以保证全国四千多个联行核算和其他运算任务的完成。

1972年7月，需要从苏联进口（当时我们用的是从该国引进的穿孔机、分类、计算、打印制表机）的各种零部件共45种之多。由于当时苏联对我国关系不友好，所以提供的各种进口零件货单，不但受到苏联有关出口部门的限制和刁难，而且价格都很昂贵。在这种情况下，更增加了总行领导对更新设备的决心。当即指示我们，抓紧时间，立即对国内、国外开展调查研究，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更新这套陈旧设备。同时，明确指出，八亿人民的中国，一个核算工厂，全国独此一家。要搞就搞得先进一些。要求是一个字，“快”。要抢时间，争取在一两年或两三年内，从国内外购置一两台或两三台最先进电子计算机。

根据总行领导以上的指示，我们立即组织力量，由程芝桂同志亲自率领吴茂德、陈浩立和其他一些同志东奔西跑，从北京、南京到上海，从国内到国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从调查结果来看，国内研究和生产的电子计算机不稳定，速度慢、计数不准，无法完成我厂的核算任务。因此，重点转向国外，通过外贸总公司与美国的制造厂商联系，由他们派来北京与我们直接对话谈判，最后因价格太贵，条件苛刻，没有谈成。后来又通过香港、伦敦、中国银行帮助调查，结果有关制造商和出口商报来的货单，价格都很昂贵，也没有购成。

后来总行领导表态，还是先从日本国进一、两台好一些。从日本国当时进口比较容易。机器进口以后，如有必要，可派人出去实习。

我们正在紧锣密鼓设法从日本国进口机器时，碰上了一个好的机遇：从北京展览馆的展品中，我们发现了法国生产的最新最先进的一台小型电子计算机。

这台机器小巧玲珑，性能、功率、质量等都不错，内存、外存容量也很大，有输入、计算、打印、输出终端等配套。又可与我厂当时使用的穿孔机相配套。这台机器完成全国四千多个联行核算任务是完全可以胜任的。经了解，当时购置展品不需申请使用外汇，而且价格也便宜。因此，报经总行批准，把法国在京的展品全部留下。我厂要了一台计算机，价格137万法郎。按当时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150万元至160万元。其他展品由四机部全部留下，作为样品。至此，核算工厂使用电子化设备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有了这一台小型机器，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一个新的基础。

这台机器购置后，有了机，就必须有个窝。把机房安在哪里呢？当时国务院已批准核算工厂迁回北京。因此总行领导几次研究，认为盖新的厂房来不及。最后选定在西交民巷27号原大清银行的旧址，二层木结构建造。从面积计算，容纳核算工厂是没有问题的，决定后我们立即派吴茂德、王永魁等几位同志马上回京与房管处一起同心协力，抓紧进行维修。厂房维修好后，立即组织力量派人回京与法国厂商联系来京一起安装、调试，并对联行核算任务进行试算，结果完全合格，最后由我方正式验收。这台机器购置后，也为迁厂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1975年9月，原使用的几台从苏联进口的机器，虽已陈旧，但还有利用价值，总行领导决定，把这套旧设备留给四川省分行使用。至此更新设备，暂告一段落。

关于迁厂问题，从核算工厂来说是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极其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迁川后两年多的实践，按照这一标准衡量，不论什么原因，把核算工厂由北京迁到四川省旺苍县这个大三线、大山沟是不合实际的。单纯从备战的角度衡量，这个大三线、大山沟、确实安全、保险。但从全国四千多个联行账务核算任务来说就很不适合。主要是：

1.远离总行，不便领导；

2.旺苍县只有一条普通公路，交通条件差，不便各联行结算凭证邮寄；

3.工厂迁旺苍县后，各联行的结算凭证寄到工厂，比在北京时，一般慢了十天，边远地区则慢了十五天左右。这样不利于各联行账务及时清算。这种状况，用“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概念来衡量，全国四千多个联行，因邮递缓慢而积压在途资金的数量是无法计算的。

针对这一现实情况，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厂内广大职工纷纷写信向总行领导反映，有的同志还直接写信反映到国务院。后来党支部根据广大职工意见，也正式向总行写了书面报告，从全国四千多个联行核算任务出发，要求把核算工厂仍迁回北京。引起了总行领导的重视。

1973年4月开始，由当时主管核算工厂的工商信贷管理局，把我厂领导同志召回北京，一起研究以总行名义向国务院写正式报告，要求把核算工厂迁回北京。上报后，1973年9月，国务院便正式批准，同意总行把核算工厂由四川的旺苍县搬回北京。人员限定为119人。

国务院批准搬迁后，不等于工厂就搬回了北京。而是从上而下，要做许多许多的工作，最后才能实现。因为当时四川这个天府之国大三线，迁去的、新建的各种工厂林立。全国有的四川有，全国没有的，四川也有。核算工厂虽小，但从大三线这个角度来说，却是揪一发，牵动全局的大事。当时一说到三线的工厂，不论大、小，大家都认为该厂生产的产品，一定是高、精类的。其不知核算工厂，是一个特殊的工厂。它的产品是用1、2、3、4、5、6、7、8、9、0十个阿拉伯数字符号运算全国联行账务清算的，最后的产品就是用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全国各联行往来的结算账务数字表。

为了把工厂顺利搬迁回京，总行副行长方皋同志，会计发行局长陈立同志，印制局局长杨束超同志，政治部郎祺良处长等许多同志，先后到四川省委、成都市委、东河印制公司党委，协商许多次，说明迁厂的原因和理由，统一思想，求得共识，最后总行领导同意把工厂迁回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核算工厂的一把手，遵照国务院批示，总行领导意图，下定决心，不怕困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经过了两年时间的努力，从厂房维修、安装、调试机器，到职工回到北京后住的宿舍等，一一都准备就绪后，于1975年9月，最终把核算工厂从旺苍迁回了北京。对此，全厂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皆大欢喜。

迁厂完毕后，向东河印制公司党委做了汇报。汇报之后，公司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对核算工厂由北京迁到四川旺苍县以后，5年总结了三条基本收获：

一、卸掉了一个大包袱。意思是指核算工厂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停产闹革命，有大量积压，加上往四川搬迁又有新的积压，因此到旺苍后，经常处于赶积压的困境之中，经过几年全厂职工的努力，最终把积压全部赶出去了，使核算任务走上了正常轨道。

二、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是指工厂迁到四川后，从总行河南淮滨县五七干校，和东河印制公司所属各厂，先后吸收了一些干部、职工子弟。这些青年政治上纯洁，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有上进心，经过一段时期的培养，加上原有老同志的传、帮、带，很快就形成核算工厂的一支重要的突击力量。

三、锻炼了一批老同志。工厂迁到四川旺苍后，生产、生活条件确实极端困难。在这艰苦困难的条件下，生活了5年，对核算工厂原有的老同志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希望我们回京后，加强对青年同志的教育，使他们更好地成长。

我认为公司党委主要领导同志总结的这三条基本收获，概括得很好。提出的希望也是很好的。5年来东河印制公司党委，对五四七厂非常关心、爱护、帮助和支持，尽到了公司党委领导的责任。写到这里，我个人对公司党委的同志们深表敬意和感谢！

——选自中国金电纪念文集（1998年）